作者：譚夏陽
波蘭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所作的《中國詩》不僅在中國，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流傳甚廣，這無疑是中國詩歌在西方傳播多年的一個回應。詩人敘述他十一月在“一個有濃霧的鉛灰色黃昏”讀一首中國詩，讓他的內(nèi)心獲得了平靜。這種平靜來自于詩中“雨的低語”——既不快樂也不悲傷，那是一種看不見的純粹。此詩最后三句，通過神秘事物的自我意識（遺忘了我們），再一次加強了詩歌的純粹性——“它們自己玩自己的”。而李以亮譯本那三句是這樣的：“當夜，光和影/匆匆曳著神秘/暫時忘卻了我們”，側重點落在“忘卻我們”，表明在這個神秘的、純粹的世界里，“我們”徹底成了局外人。李以亮的翻譯同樣精彩。
詩人讀的究竟是哪一首中國詩
有趣的是這首詩來到中國，讀者的關注點不在于中國詩是如何給詩人帶來平靜，而是詩人讀到的究竟是哪一首中國詩？于是中國讀者饒有興趣地展開了探尋，可到底是哪首詩卻眾說紛紜。有說是白居易的《舟中雨夜》：“江云暗悠悠，江風冷修修。夜雨滴船背，風浪打船頭。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也有說是陸游的《東關二首·其二》：“煙水蒼茫西復東，扁舟又系柳陰中。三更酒醒殘燈在，臥聽蕭蕭雨打篷。”而更多人指出，這首詩最貼近蔣捷的《虞美人·聽雨》，其中一句寫道：“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扎加耶夫斯基后來回憶說，他也不記得具體是哪首中國詩了——這個問題遂成了一個謎，讓人欲罷不能。
中國詩在西方早期的傳播中，也有一個令人著迷的公案，就是本書第一章《尋找中國詩》中所記載的故事：1998年，一支德國交響樂團來京演出，演奏的曲目是1908年馬勒創(chuàng)作的《大地之歌》，樂曲當中的歌詞則來自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唐詩，但有些原詩找不到了。唐詩是如何傳播到國外，并讓國外藝術家產(chǎn)生共鳴，進而影響其創(chuàng)作的？為了搞清楚這些問題，各方人士基于自己的專業(yè)從各個角度提出了種種可能，甚至在報紙上展開熱烈的討論。最終，有些問題水落石出，有些問題依然無法找到答案。
這個故事反映出在古詩早期的譯介流播中，由于資料缺乏、交流不足，以及譯者的專業(yè)性不夠，從而導致了種種困惑和誤會。
經(jīng)典漢詩譯集用不用格律翻譯
《發(fā)明中國詩》一書第二章《復原中國詩》，敘述國外翻譯家參與到一首失傳唐詩的發(fā)掘與考證中，最后使這首唐詩在千年之后重見天日，再次回到中國文學史的序列當中。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古典詩歌在英語世界的譯介進入蓬勃發(fā)展期，其間出版了一系列廣受英文讀者歡迎的翻譯作品，如翟理思的《古今詩選》、朗斯洛特·克萊默-賓的《玉琵琶》《花燈盛宴》、W.J.B.弗萊徹的《英譯唐詩精選》《英譯唐詩精選續(xù)》等。這些譯本在當時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力，甫經(jīng)推出，就引來大批讀者爭相傳誦，成為一時之熱門話題，為推動中國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個時期的中國詩譯作皆以格律詩體來翻譯，講究節(jié)奏，力求押韻，因而也不免堆砌辭藻，帶有明顯的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審美情趣。
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翟理思為代表的傳統(tǒng)漢學家和以阿瑟·韋利為代表的現(xiàn)代漢學家進行了一場持續(xù)多年的大辯論。在這場關于翻譯方法的辯論中，表面上看，傳統(tǒng)漢學家挾他們早前建立的權威稍稍占了上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逐漸認同現(xiàn)代漢學家的觀點：摒棄韻體格律，采用自由詩體來翻譯中國詩才是正途。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也是英語詩歌的一次現(xiàn)代性革命。有關這次辯論的過程，筆者也在第三章第二節(jié)《阿瑟·韋利：鼓瑟與爭鳴》中作了詳細呈現(xiàn)。
在這次論戰(zhàn)之后，原先大行其道的老派譯本慢慢被時代潮流所淘汰，隨之在時間的淘洗中慢慢站穩(wěn)腳跟并最終成為經(jīng)典的是這些譯本：埃茲拉·龐德的《神州集》、阿瑟·韋利的《白居易詩選》、威特·賓納的《群玉山頭》（《唐詩三百首》的首部完整英譯本），以及埃米·洛厄爾與艾思柯合著的《松花箋》。此外，在那個年代，國外中文專業(yè)的高校學生幾乎人手一部《葵曄集：中國詩歌三千年》，這是由美籍華裔學者柳無忌與印第安納大學教授羅郁正共同主編的一部中國古典詩歌英譯選集，翻譯質(zhì)量經(jīng)受住了時間檢驗。而在許多外國詩人的案頭或他們的文字當中，常常出現(xiàn)《白駒集》的身影，這本漢詩譯集讓詩人們“愛不釋手”，常讀常新，并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的源泉。中國古典詩歌的譯本引起西方讀者的廣泛關注，也激起眾多學者的極大興趣，一些學者對其進行了不同層面的研究，發(fā)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論文與相關書籍，進一步促進了中國詩在西方社會的傳播。這些經(jīng)典漢詩譯集的故事，是本書第三章《翻譯中國詩》的內(nèi)容。
中國詩如何影響了美國現(xiàn)代詩
中國詩在西方譯介與傳播的過程中，也以其獨特的魅力影響著西方詩歌的發(fā)展；尤其兩次美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運動，都與中國詩有著莫大關系。兩次運動促使美國詩歌走向現(xiàn)代化和民族化，最終擺脫“英國附庸”，創(chuàng)造出獨具美國本土化的全新詩歌，在詩歌史上具有深遠意義。
第一次美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運動發(fā)生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以意象派為主。意象派強調(diào)使用鮮明的意象來表現(xiàn)詩意，主張把詩人的感觸和情緒全部隱藏到具體的意象背后，即只描寫具體的對象，而不去探尋事物之間的本質(zhì)聯(lián)系與闡發(fā)的社會意義。事實上，意象派探索的是形象思維在創(chuàng)作中的運用問題，而中國古典詩歌，正好是這一形象思維的實踐成果，與意象派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中國詩在這一時期被大力推崇和大量仿寫，影響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第二次美國現(xiàn)代詩運動發(fā)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被稱“舊金山文藝復興運動”，先后產(chǎn)生了垮掉派和深度意象派等詩歌流派，和中國詩同樣有著很深的淵源。與第一次關注中國詩句法和意象不同，本次“中國式”詩人更加傾心中國詩所蘊含的“禪”與“道”，也即是說，他們更希望深入到中國美學的核心中去，以期找到治愈精神創(chuàng)傷的良藥。這次中國詩的作用持續(xù)時間更長，也更為廣泛，還有許多不是上述幾個流派的詩人亦深受中國詩的影響。因此，本書最后一章《效法中國詩》除了對第一次詩歌運動的“意象派”、第二次詩歌運動的“垮掉派”和“深度意象派”分別進行梳理和介紹之外，同時對受過中國詩影響的其他詩人也進行了分類和分析，最后形成一個蔚為大觀的文學體系。這當然是一代又一代翻譯家努力的結果，也是中國詩對世界文學所作出的深遠貢獻。
至此我們發(fā)現(xiàn)，當漢語詩歌通過翻譯進入到譯入語系中時，自然而然地與之發(fā)生了反應，最終成為其文學傳統(tǒng)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艾略特評價龐德的那句名言所說：“龐德是我們時代中國詩的發(fā)明者。”它道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詩是中國的，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中國詩被翻譯的過程，也是被重新“發(fā)明”的過程。
（作者為詩人、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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